李银河：30%的人有过SM经历，虐恋是常态不是变态 | 香港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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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恋倾向是快感与痛感的结合

我对虐恋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施虐倾向范畴；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受虐倾向范畴。虐恋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统治与屈从关系和导致心理与肉体痛苦的行为。虐恋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鞭打和捆绑。因此有人又将虐恋活动概括为D&B (displine and bondage) 或简写为DBSM。

瑞克(Theodor Reik) 为虐恋下过一个形象的定义：“一位

威尼斯

虐恋不是变态，而是常态

关于虐恋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不多，其中以虐恋为内容的专项调查更少。现有的一些虐恋的统计数字大都是关于性的综合调查中的部分内容，而且有的调查并未直接以虐恋活动为目标，而是使用了较为间接的指标，如调查对象对有虐恋内容的故事的反应等等。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统计资料是金西(Kinsey) 调查中的数字：金西报告表明，有约1/5的男性和1/8的女性对虐恋类的故事有过性唤起的反应。

关于虐恋活动和有虐恋倾向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在人口中不超过10%； 另一种估计比例要大得多，这一估计是根据一项实证调查做出的：至少有30%的人用虐恋游戏增强性活动的效果。有更大比例的人承认，他们的性幻想中包含统治与服从的因素。(Gamman et al，84) 如果这一统计数字属实，旧有的以虐恋为变态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30%绝对应当算作常态，而非变态了。一位虐恋者欣慰地说：“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如此之多，我们是如此的不同而又是如此的一致，这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Marcus，34) 大陆性玩具市场消费额虐恋玩具占10%。

在虐恋亚文化中，虐恋者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从关系的时间长短看，既有短期的临时伴侣，也有长期伴侣，有些甚至是夫妇关系；既有几十年的关系，也有几个月几天的关系。

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对有些人来说，虐恋的角色是“全天候”或“专职”的生活方式，譬如一些男女“主人”和他们的男女“奴隶”的关系就是这样；对另一些人来说，虐恋只是“临时工作”式的或“兼职”式的，周末相聚或假期共同出去度假。

从虐恋的角色扮演来看，有的像父与子的关系；有的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有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有的是典狱长与囚徒的关系；有的是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等等。关于角色互换问题，既有施虐受虐角色始终固定不变的关系，也有施虐受虐角色互换的关系。从性别来看，则可以概括为四大类：第一类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第二类是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第三类是男男关系；第四类是女女关系。

虐恋关系的共同特征

尽管虐恋关系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它们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虐恋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参与者是自愿的。这就是真正的暴力及其施暴者、受害者与虐恋关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虐恋就像色情领域的阴和阳，相互的关注和尊重是最重要的。在相互自愿和尊重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自愿。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自愿是虐恋的核心概念，如果一个人不是自愿的，那么‘地牢’的门对他是关闭的。”(Polhemus et al，114)

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一位真正的施虐者对于自愿的受虐者不会感兴趣，而只对不自愿的受虐者感兴趣。为证明这一观点，德鲁兹(Deleuze) 举萨德和马索克作品为例分别做为不自愿的虐恋活动与自愿虐恋活动的代表：在萨德的小说《朱丝汀》中，一伙虐待狂教士的一位受害者说：“他们希望能够确知他们的罪行能带来眼泪；任何女孩只要是自愿来这里的，他们就会把她赶走。”在马索克那里，情况完全相反：受虐是自愿的。在他看来，一个受虐狂男人容不下一个真正的施虐狂。他当然会要求拷打他的女人具有某种特征，但这些特征要由他根据自己秘密的计划来塑造、来训练、来规定，一个真正有施虐倾向的女人是绝不可能胜任的。在马索克的《穿貂皮衣的维娜斯》一书中，受虐者塞弗林是施虐者万达的老师，他不得不训练她怎样扮演女主人的角色，直到她能胜任。而在萨德那里，是完全没有协议可言的。这就是自愿的虐恋关系与不自愿的虐恋关系的区别。因此马索克的世界与萨德的世界毫不相干。德鲁兹还把这种区别引伸为施虐与受虐这两种人格的区别：受虐者即使没有身在梦中也愿意以为自己是在梦中；而施虐者即使是在梦中也不愿相信自己是身在梦中。(Deleuze，13，41-42，72)

按照德鲁兹的这种说法，在萨德那里，施虐与受虐双方的关系是被迫的，而在马索克那里，双方的关系才是自愿的。对于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而言，这种概括或许没错，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现代人的虐恋实践与萨德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活动方式有很大不同。此外，在幻想中的萨德式行为与现实中的萨德式行为是有区别的。在虐恋活动的现代形式中，如果施虐与受虐双方有一方是不自愿的，关系的性质就改变了：它将不再是虐恋关系，而是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因此应当不再属于虐恋关系的范畴。应当将真实的虐恋关系与幻想中的虐恋关系加以区别：有许多虐恋者在幻想中将虐恋关系想像为非自愿的、被胁迫的，因为这类幻想更能使他们动情，但是他们并不愿真正陷入这种关系之中去，他们与虐恋伴侣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即使是那些通过签合同等方式陷入主奴关系的人、那些以主奴身分为生活方式的人，这一关系的最初建立也大多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因此，还是没有超出自愿的范畴。

虐恋活动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在活动之前双方往往会事先就角色分配、活动内容、情节场景等细节做好约定。虐恋活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当事人在举行活动之前就整个活动做坦诚而详尽的讨论。一旦决定建立关系，双方大都会对即将发生的行为细节做出详细的约定。施予和接受，肉体痛苦或心理羞辱，大多遵循一个事先仔细安排好的脚本。对预期的情节的任何改动都有可能降低性快感的程度和活动的满意度。

双方必须要约定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剧情和角色可以使双方得到性唤起；要不要有第三者或更多的人参加，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双方能忍受的限度是什么；可不可以使用“安全词”(safe word。因为在行为过程中，当一方说“不”或“停下”时，对方不知此话是真是假，而且说“不”的一方可能在束缚中，不可能主动躲开他已经不再能忍受的疼痛，为这种情况事先约好的词就是安全词)；采用什么样的性安全措施；什么样的行为和角色会唤起不愉快的回忆因此是应当避免的；什么时候结束这次活动等等。如果违反了事先约定的情节，虐恋活动会出现危险，导致惊慌和愤怒。因此在商业性虐恋活动中，施虐一方要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技巧，一位虐恋专职女主人(dominatrix) 说：“在B&D活动中，的确需要懂行的人，因为它很容易失控。你必须始终保持冷静。”(McClintock，in Gibson et al，226)

虐恋活动的第三个共同特征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由接受者(有受虐倾向者) 而不是由施予者(有施虐倾向者) 来安排和控制活动的内容和程度。受虐者清楚知道能唤起自己性欲的疼痛的程度，因此他们在性活动之前大多与伴侣协商妥当，使自己所能承受的疼痛限度不致于被超过。在金西收集的档案中，有一部虐恋活动的记录片，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施虐者把燃烧的蜡烛油滴在被捆起来的伴侣的阴茎上。但是，在做这件事时，他极其仔细地观察受虐者的表情，当他看到对方快忍受不了时，就会把蜡烛移开，直到蜡油冷却。一位观察者说：我突然意识到，实际上是受虐者在控制着施虐者的手。

有人甚至认为，虐恋行为可以被视为受虐者的自慰活动在戏剧舞台上的演出。施虐者所出演的角色是为了帮助受虐者实现他的幻想。受虐者对整个表演的控制权和导演权必须受到施虐者的尊重。如果施虐者超出了约定的角色，例如，如果施虐者把受虐者鞭打得太厉害，超过了受虐者的忍受限度，如果施虐者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过分投入或者过于自行其是等等，整个游戏就失败了。当然，在一次成功的虐恋活动中，虽然是受虐者在控制整个事件过程，但是施虐者必须有很好的直觉，知道什么情况下应当继续，无论受虐者在怎样哭喊、抗议；什么情况下应当停止。

虐恋群体的第四个特征是，受虐者多于施虐者。弗莱德(Nancy Friday) 在她对3000名男性的性幻想的调查中发现，在这些男性的性幻想中，统治女人的欲望似乎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律。在她的调查对象中，男性受虐与施虐的性幻想的比例是四比一。她的调查结果与对卖淫业的调查结果相符：她们的顾客中，花钱做受虐者的人数要超过做施虐者的人数。男人几乎像女人一样喜欢在性幻想中选择受虐的角色，将疼痛视为快乐的象征性代价，对于渴望那些在他们看来是“肮脏”的行为有负罪感。

对这一现象有这样一种解释：在虐恋活动中，施虐一方比较费力，他(她) 必须掌握所发生的一切，发明各种情节动作，注意掌握限度，不能使对方受到真正的伤害，而受虐一方只须听命而行，比较轻松。因此据圈内人说，受虐者的比例总是大大超过施虐者的原因在于人性的懒惰，以为去做事不如听命去做事。传统两性关系中一向由男性占据的光荣的统治地位，在虐恋关系中无论对男人女人都丧失了吸引力。由于需求巨大，社会上已形成了一个被称作“为受虐倾向服务者(masochist servers)”的人群，他们并不一定是喜欢统治角色的人，但同意扮演这一角色。除了心理原因，受虐角色更吸引人是因为它收益更大：受虐一方总是处于注意的中心，是虐恋戏剧中的真正消费者；施虐一方只是在满足他或她的欲望，是虐恋活动中的服务方。

虐恋关系的第五个特征是，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往往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即虐恋的主动形式与被动形式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看法，他说：“一个在性关系中能够从对他人施加痛苦中感到快乐的人，也能够享受从性关系中接受痛苦的快乐。一个有施虐倾向的人通常同时又是一个有受虐倾向的人，虽然这一变态的主动或被动方面在他身上发展得更为强烈，在他的性活动中表现为主要倾向。”(Freud，1990，103) 他认为，施虐者大多有过受虐的经历：恰恰因为施虐者自身曾经有过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体验，他才能够通过施加疼痛获得快乐。如果一个施虐者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将痛感与快感联系在一起的受虐经验，他很难从他人的痛苦中发现快乐。而且，弗洛伊德还认为，这种对立面的结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将这种现象同双性恋中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结合联系起来，这两者的区别和对立在心理分析中常被表述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区别和对立。

虐恋活动的第六个共同特征是幻想的极端重要性。在虐恋活动中，幻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实际案例中，一位因杀鸡的景象而性唤起的人渐渐变成一见到鸡腿就会唤起；一位因学校鞭打学生而性唤起的人会变成一看到绷紧的裤子就性唤起；一位因献祭幻想而唤起的人变成只要看到被捆绑起来的男人就唤起；还有人听到铁链的响声或听到“鞭打”一词就性唤起。这是否说明幻想是不重要的了呢？瑞克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这些景象恰恰成为幻想的释放闸门，一旦开启这道闸门，所有的幻想就喷涌而出。有些有受虐倾向的人仅仅因为受责骂受羞辱就可以得到性兴奋。他遇到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只要听到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你小心点，不许再犯”就会感到性兴奋，他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听这句话，直到最后他带着恐惧的表情说：“我可以站起来了吗？”(Reik，216-221) 幻想显然在这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虐恋活动的第七个共同特征是其游戏性质、表演性质、仪式性质和象征性质。虐恋活动的主旨是将现实转换为戏剧，以及身分和角色的转换：奴隶转换为主人，成人转换为婴儿，痛感转换为快感，男性转换为女性，然后再换回来。这也是它同真正的残忍与暴力的区别之所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活动都只包含轻微的或游戏性的伤害，很少导致真正的肉体疼痛和暴力。在虐恋社群中，人们将伤害(hurting) 与戕害(harming) 做出了区分。前者只造成心理或生理的痛楚，后者才造成真正的需要医药救治的肉体伤害。在虐恋活动中，真正造成性伙伴受伤到需要救治程度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无缘无故的暴力不会使有受虐倾向的人感到性感，也不会进入他们的活动中去。

虐恋的第八个特征是其表演性和挑逗性。虐恋活动有一种将折磨、痛苦、羞辱表演出来的冲动。卢梭曾讲过，尽管他感到羞耻之极，他还是有一种向路过的女人露出赤裸臀部的冲动，表现出虐恋的露阴性质，又可称为“挑逗性”。这种暴露或希望被人看到的冲动实际上是对性惩罚的期待。有些暴露冲动在想像中就可以完成，达到性满足。一位幻想被放在屠宰案上肢解的女孩仅仅想像别人都不理睬她就可以唤起兴奋；一位定期去妓女那里受鞭打的男人说，脱衣动作和暴露臀部并不比随后的鞭打更不重要。自恋倾向在暴露中很重要。在一位有献祭幻想的男人的想像中，所有的被送上祭坛的男子都是最漂亮的。

受虐者的挑逗性表现就像一个淘气孩子，他对妈妈说：如果我继续这样做，你会怎样对待我？受虐者的捣乱和淘气(masochistic sabotage) 是激怒施虐者的一种方式。许多受虐者总是在被残忍的对待后才屈从于某种行为，好像如果不受责备和羞辱他们就不能做这件事。激怒对方的一个典型事例是荷马(Homer)，他不断地讽刺和挖苦希腊的英雄，直到受了一次猛烈的鞭刑。他可以被视为挑逗式的受虐者的典型。

虐恋的第九个特征是等待和悬念。在马索克的小说中有大量被吊、被钉上十字架及其他肉体的悬吊景象。严格地说，受虐倾向就是一种等待的状态，一位有受虐倾向的人在等待这一概念的最纯粹的意义上体验它。德鲁兹说：“悬念、等待、恋物和幻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受虐倾向独特的星座。”(Deleuze，70-72) 有很多受虐者并不真正喜欢肉体疼痛，有些人甚至很反感。受虐的快乐来自强烈的预期。他们快感的来源不是疼痛，而是羞辱，对羞辱的预期则是它的佐料。这就是瑞克所说的受虐倾向中的“悬疑因素”。他曾说过：“受虐的快感更多依赖于对痛苦的预期，而非痛苦本身。”(转引自Cowan，49)

拖延还表现为在经历了惩罚、羞辱和不适之后，最终的快感才会到来。悬念和期待相一致。在一个让妓女鞭打他的男性的个案中，对鞭打的期待比鞭打本身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真正使他得到享受的是对惩罚和羞辱的恐惧感。焦虑本身成为快感的要素。受虐的快感更多地依赖于对痛苦的期待而不是痛苦本身。

虐恋活动的第十个特征是它对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大量需求，此类活动对想像力的需求超过其他一切性活动。性交形式无论怎样变换，也只是一种动作而已，而虐恋活动却是戏剧。一个动作不能构成虐恋，它需要一系列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并不一定与性有关。这样虐恋就比其他一切性行为包含了更多的想像力和戏剧性，更多的可能性。

实证调查表明，大多数虐恋者都是极富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他们在寻求性的感觉和个人实现中往往更强调精神，而不是肉体。有一位专营虐恋服务的妓女说，她有一位顾客是个迷恋各种制服的人，“他每隔一周的周五来我家，每次都换一套他自制的新服装，皮革的、橡胶的、防火材料的、垃圾袋、电灯泡、花、水果、金属、轮胎，无奇不有，这个人的确是个天才。”(McRae，61) 有些虐恋者只需要代表其欲望的语言，他们给“文字上的女人”写信，写自己的幻想和脚本。有些虐恋杂志在男性“奴隶”的照片下留了空白，旁边像学校作业指导式地写着：“我要求你在每张照片下填上你想像的希纳夫人对她的奴隶所说的话。”(McClintock，in Gibson et al，226) 这种活动有些几乎可以同文学创作媲美。

虐恋活动的第十一个特征是其幽默感，它并不全是认真的。当然，当一对虐恋夫妇玩虐恋游戏时是很郑重的，他们身穿黑皮装束，履行各种仪式，气氛严肃，有时甚至很恐怖，在那时他们恐怕不会笑。但在这整个事件中，蕴含着巨大的幽默感。

虐恋活跃分子的圈子里常常流传着许多奇闻轶事。在英国一年至少有一两次，虐恋者会举办夏季烧烤晚会，在晚会上人们会搞赛马活动——有受虐倾向的男人和女人会拉着小马车，他们的主人坐在车上喊“快跑”。一位虐恋者这样说：“如果你喜欢这个，它很性感。我个人不觉得赛马特别性感，但这些人觉得性感，从中得到很多快乐。有一场比赛是三辆马车，一对是男性屈从女性统治，一对是男性统治女性屈从，第三对是女同性恋。跑得最慢的要因为输了比赛受鞭笞；跑第二名的因为弯没有拐好受鞭笞；跑第一名的则因为赢了比赛受鞭笞。你确实需要一点幽默感，但如果你参与进去，它是很恐怖的。它有不同程度的活动。其中确实有一种英国式的幽默。但是当你真正进入角色后，你不会笑。你们是在私人场合做这种事的。”(Green，290)

虐恋关系的第十二个共同特征是当事人双方的关系往往极端亲密、了解和信赖。在虐恋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亲密的交流，如果不交流，不把内心深藏的欲望告诉对方，就不可能建立起虐恋的关系。因此，认真的虐恋活动是在那些互相了解非常之深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他们甚至是结了婚的。虐恋双方都相信性伴侣不会做任何真正严重伤害自己或造成永久性创伤的事。可以想像，如果一方能够让对方把自己捆绑起来，蒙住双眼，完全丧失行动的能力，他必须对对方极端信赖，他极少能够同意陌生人对自己做这种事。这种信任使人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在这里蕴含着虐恋最核心最富正面意义的内涵——两个人之间的真正的亲密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共谋关系”。这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很容易建立的。虐恋活动的权威解释者罗宾(Gayle Rubin) 说：“好的拳交和虐恋活动对关注、亲密和信赖有极大的要求，因此，甚至偶然的交往也会导致很深刻的情感和长期的友谊。”(转引自Halperin，103-104)

虐恋活动的最后一个共同特征是，由于它带有恋物性质，此类活动有时甚至可以完全取代生殖器性活动。在伦敦最著名的虐恋俱乐部Skin Two中是没有性交活动的。在拳交过程中(有时一次活动要持续几个小时)，双方都不一定能一直保持勃起状态，接受方可以在不勃起状态得到快感。因此有人称拳交为肛门瑜珈(anal yoga)。这一实践因此成为福柯理论的有力证据——为福柯理论所反对的两种观念是：身体快感只能来自性快感；性快感是所有快感之源。福柯的朋友有一次对他说：在一些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完全不发生勃起。他们为这一现象及其象征性意义感到兴奋和欣喜。

福柯从虐恋活动中得出了他关于“快感的非性化”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我不认为这一性实践运动是泄露或暴露出深藏于我们无意识中的虐恋倾向什么的。我认为虐恋远远超过了这个；它是对快感的新的可能性的真正创造，这种快感的可能性是人们以前从未体验到的。那种关于虐恋与内心深处的暴力有关的观点，关于虐恋实践是这种暴力、这种攻击性的释放的观点是很愚昧的。我们深知，那些人在做的事情不是什么攻击性的表现，他们是在用他们身体的某些奇特的部位——通过身体的性感化——发明快感的新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创造，一种创造性的事业，它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我称之为快感的非性化(即非生殖器官化)。那种认为身体的快感应当总是来自性快感的观念，以及那种认为性快感是我们所有可能的快感之源的观念，我认为是相当错误的。这一实践坚持认为，我们可以从非常奇怪的事物中，从我们身体非常奇特的部位中，在非常不寻常的情形中制造快感。”(转引自Halperin，87-88)

福柯关于快感的非性化的观点引起了许多误解，他在说非性化时所使用的＂性＂这个词是法文的sexe，指的是性器官。他说虐恋是快感的非性化，不是指虐恋使快感同所有的性活动相脱离(尽管从狭义上说虐恋确实使性快感与性交相脱离)，而是说虐恋使性快感与生殖器官相脱离。虐恋活动中的捆绑、剃去毛发、乳头折磨、阴茎和睾丸折磨、穿刺、羞辱、鞭打和拳交，在制造强烈快感时，程度不同地超越了生殖器官本身；它包括身体非生殖器部位的性感化，如乳头、肛门、皮肤和身体的整个表面。它发现了对生殖器的除了刺激它达到快感之外的其他性感用法。因此，虐恋表现为身体的性感机制的新格局，＂性敏感带＂的重新布局，打破了生殖器官对性感的传统独裁。它甚至是对男性生殖器的重新性感化，使它成为一个脆弱的部位，而不是一个崇拜的对象。在所有这些方面，虐恋表现为现代的性主体面对作为客体的身体。这二者的相逢导致了主体、性、快感和身体之间关系的改变。虐恋就成为这种潜在的自我转变的成功实践。

虐恋的社学会特征

除此之外，虐恋活动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社会学特征：

首先，虐恋活动中特别引人注目也颇有争议的是其性别特征：大多数调查表明，参与虐恋活动的男性多于女性，有受虐倾向的男性也多于女性。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小说分析，鞭笞者为女性的大大多于男性，而接受鞭笞者大多是男性。这一点很重要。有人因此认为，在英国，男人从受人鞭笞比鞭笞别人得到更多的快感，而女人特别喜欢鞭笞男人，超过了男人喜欢鞭笞女人。在许多异性恋虐恋关系中，所谓传统的性角色总是被颠倒过来的——男人扮演屈从或受虐的角色。

许多局外人以为，男人花钱雇女人，一定是为了发泄他的施虐倾向，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商业性虐恋活动中，男人是受虐者，女人是施虐者；男人是“奴隶”，女人是“主人”。一位扮演虐恋专职“女主人”的

澳大利亚

纽约的一家虐恋组织(The Eulenspiegel Society) 创建于1976年，到1984年共拥有300名交纳会费的正式成员。会员中有三分之二是男性，三分之一是女性。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异性恋的受虐者，大多数男性成员是受虐者，女人中大约有一半是施虐者，一半是受虐者。组织的秘书长高蒂(Goldie) 是一个受虐者，但据她说，在这里，希望受女人统治的男人绝不少见，她说：“如果我向每个希望我鞭打他的男人收一美元，我马上就会成为大富翁。”(Ehrenreich et al，128) 所有的实证调查一再表明：在虐恋世界中，男性作为被动者和屈从者绝非反常现象，而是最为常见的现象。

但是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法缺少证据，即无法证明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受虐，女性比男性更喜欢施虐，并认为这只是出于有受虐倾向的男人的想像。实际上心理治疗的实践表明，在求治的女性中有大量女性存在受虐倾向，她们希望被统治，被鞭打，被虐待，只有这样才能性唤起；相反，喜欢鞭打或虐待男人以获得性快感的女人却极为少见。那种脚登高跟皮靴手持皮鞭的女人大多出于男性受虐狂的想像，或者是那些希望以满足顾客的此类性幻想招揽顾客的妓女。

那么为什么在虐恋亚文化中女性受虐者显得比男性受虐者要少？是因为男性中有受虐倾向的人确实比女性多吗？一种比较慎重的观点认为，还不能就此过早下结论，因为存在许多其他的可能性：首先，由于长期生活于对两性实行双重标准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羞耻感和道德感太强，以致对于自己的所有的变态性冲动都会产生难以克制的抵制心理。与此相类似的一个现象是，购买色情材料的女性也比男性少见，因为这样做似乎违反女性气质，因此，一个女人如果想购买虐恋色情品就要有比男人大一百倍的勇气。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女性说：我们连正常的性生活都不能公开讨论，如果被怀疑为变态就只有钻老鼠洞了。瑞克也认为，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虐恋主要发生在男性当中，其实是女性中有受虐倾向的人很少暴露出自己这一倾向的缘故。

其次，虽然从报刊杂志中刊登的虐恋广告看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情况，有更多的男性寻求女主人，只有很少的女性寻找统治她们的男人，但其原因有可能是希望统治女性的男性太多，因此女性用不着登广告搜寻这样的男人；还有可能是因为女性惧怕搞坏名声不敢登广告；或者是她们害怕真正的而非游戏伴侣式的虐待狂。此外还应注意到，在男性刊登的广告中有不少是寻找女性奴隶的。

虐恋的第二个社会学特征是其阶层特征：有调查表明，虐恋倾向越是在社会上层越常见。从小遭受家庭暴力的下层阶级子弟中有虐恋倾向的较少，虐恋倾向却在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的人们中盛行。一位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男同性恋虐恋者说，“我们这些人中各个阶层的都有，但以中产阶级子弟为主。我们受到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背景和我们父母的金钱的保护。同工人阶级的子第有区别。中产阶极的男孩更上道，他们更善于搞虐恋。他们的想像力更丰富，他们更有创造性。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男孩只是喜欢性交插入或被插入。这就是他们想像力的极限。他们不会搞特别精细的风格高雅的前戏活动(foreplay)。”(Green，142)

大多数研究表明，参与虐恋活动的人大都具有绅士风度和自由主义观点，在教育水平上高于平均水平。一位澳大利亚的虐恋专业妓女说，她的顾客大多数是商人、律师、医生、高级警官、公司经理和教士。“他们个个衣冠楚楚，绝不是那种你能在大街上随便结识的人，倒有可能是你的顶头上司。”(McClintock，in Gibson et al，211)

虐恋者中多有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人士，可能来自一种补偿心理：那些在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才会产生对丧失权力的幻想，也才能将无能为力的状况性感化。因此，虐恋的吸引力似乎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人所专有，他们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放弃这种权威。这些在现实中大权在握的人往往在虐恋关系中是受虐一方，他们认为，下决心把自己交给别人来摆布，让一切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解脱。在虐恋活动中他们放弃了一切权力和责任，只做那些＂主人＂吩咐他们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仅仅是为了“主人”的快乐。他们认为，使自己的身体对性伴侣完全开放，供他的想像驰骋，供他随意使用、支配，是非常性感的事情，能使人得到性唤起。

对于虐恋倾向的阶层特征还有一个经济上的解释：为什么在妓院的“地牢”和“刑讯室”里受羞辱的往往是成功的、有钱的、有地位的男人？对这一问题的经济解释是，由于此类“特殊服务”比一般卖淫活动收费昂贵许多，所以只有这些人才有经济能力享受这种消费。

虐恋的第三个社会学特征是其民族特征：有人提出虐恋是非常英国味的东西，因为它是一种很沉重的东西。虽然鞭打和性感折磨总是和马索克(他是奥地利人) 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鞭打和其他种类的肉体惩罚达到性满足的现象却总是和英国联系在一起。它表明，在英国和英语国家，对性的焦虑感远远超过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在英语书籍当中，许多内容与这一主题有关；没有一部妓院手册中没有性鞭笞的内容；许多关于性鞭笞情景的画册在社会上流行；虐恋倾向常常会导致丈夫和妻子的分居；女性礼仪学校设置了为这一嗜好服务的课程；在公众舞台上也常常公开讨论这个主题。在英国，不但从17、18世纪起就有大量的从事虐恋服务的专营妓院和妓女，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色情文学中，虐恋也是一种最常见的要素。在19世纪初年，在伦敦建立了很多为有此爱好的人所设的场所，其中的主要活动就是性鞭笞；女人们在师傅的教导下学习性鞭笞的技巧，学习优雅有效地使用鞭子的艺术。女人被认为是“较少兽性的”，“更有控制力的”人，因此可以担当在男人表现出动物本性时加以惩罚的重任。

直到现代，虐恋的形象在英国的大众传媒中仍然十分常见，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在现代影视的一般娱乐节目中，常会看到身穿虐恋行头(皮革服装、皮革项圈吊带) 的人物；电视广告如同性恋热线(Gay Line) 等广告中会出现虐恋者形象；在伦敦新近上演的新编芭蕾舞剧《天鹅湖》中也出现身穿黑色皮衣手持皮鞭的虐恋者形象；电台、电视台常有与虐恋有关的讨论咨询节目。

1997年2月4日晚11时，英国有线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一位职业女主人(life-style dominatrix) 携其男性“奴隶”登场接受访问。那位女士在虐恋的专门服装上罩了一件风衣，那位男士体格健壮，英俊性感，他穿得很少，只有一件黑皮背心和一条黑皮短裤。他的脖子上戴着一只皮带圈，圈上连着一条皮索，皮索的另一头自始至终攥在“女主人”的手中。“女主人”坐在

沙发

英国的大众传媒中虐恋形象出现的频率之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虐恋者指出：“由此可见，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看到自己本性中的其他一些方面，去了解他们自己。他们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一点虐恋倾向。情感上的虐恋倾向始终存在。就看看撒切尔夫人吧——一个语言上的虐待狂。她是个施虐狂，议员们就是她的奴隶。漫画家早就在拿这开玩笑了。现在虐恋正以性的方式渗透整个社会。”(Green，294)

当然，在美国、德国、法国及北欧国家，也都有大量的虐恋活动存在，认为它主要属于英国只是一家之言。英国属于在社交活动中极为强调端庄的民族，因此羞辱才会被认为特别刺激，并进一步被性感化。鞭笞的兴趣为什么在维多利亚时代最为盛行，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那个时期的禁欲倾向和社会风气的极度看重端庄。对阴部或羞处的暴露所带来的羞耻感极度强烈。因此，与其说虐恋倾向属于某一民族，不如说它有可能与某个民族强调仪态端庄的程度有关，例如日本也是一个极为强调社交礼仪和端庄的民族，虐恋亚文化在日本也很盛行，有大量的虐恋酒吧、俱乐部和虐恋色情材料存在。这或许说明，端庄在一种文化中地位越是重要，丧失端庄、受到羞辱在人们心目中就越是可怕，从而引起过多的焦虑。虐恋中的羞辱因素是对端庄的补偿，或者说是对过度强调端庄的反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端庄的重视直接来自儿童期的进食训练与如厕训练。据调查，德国儿童的进食和如厕训练也像英国一样严厉。而英国和德国是全欧洲仅有的两个有性鞭笞传统的国家。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传统上对母乳喂养、如厕习惯都要宽松随意得多，而这些国家都没有表现出像英国和德国那样对鞭笞的兴趣。(Gibson，294)

虐恋活动的第四个社会学特征是它的商业价值：市场的商业行为将虐恋行为带入性活动方式选择的主流之中，因为市场要求不断创新，而在80年代，各种性活动方式都被开发过了，不再新鲜。市场需要新的未开发的处女地，而唯一的处女地，也许是最后一块处女地，就是虐恋了。虐恋不仅是最后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而且是性活动的各种形式当中与商业活动联系最多的一种形式。这是因为，虐恋带有恋物性质，它需要各种道具。在一般性行为中，人的手、嘴、生殖器就是“工具”；而在虐恋中，这些“工具”就远远不够了，它需要鞭子、手铐、锁链、绳索及各种专门服装。这些设备对于虐恋活动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在一般性行为中，残酷气氛和人造工具是不需要的，而在虐恋中，即使是完全无害的仪式性的残酷气氛，也一定要由一些特殊设备来造就。而且为了有新鲜感，这些设备还要不断变更。这就使虐恋活动成为生意人愿意投资而且有利可图的对象。例如英国有一位专门从事女同性恋和虐恋者服饰制售业的安德鲁女士(Kathy Andrew)，她制售皮革紧身衣、皮革乳罩、各式皮带吊带等，在80年代中期，她生意兴旺，每年产销量都要翻一番。

此外，虐恋活动还有这样一些社会特征：它较少发生于已婚者当中，多发生于未婚伴侣当中；从事虐恋活动的年轻者大大多于年长者等等。

福柯曾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

我对中国文化在性方面总的看法非常不乐观，福柯曾批评我们对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还停留在西方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作法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所有讨论，西方的性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像外星球的事一样遥远。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